“三个代表”与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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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把邓小平理论写在了党的旗帜上,表明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21世纪的坚强决心。究竟如何高举旗帜,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党建理论是“三个代表”的生长点和有力指导

首先,在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上,邓小平理论直接启发了“三个代表”。邓小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明确提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第39页)。这不仅从根本上纠正了党的建设问题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而且明确地把党的自身建设同党所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给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江泽民顺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的思路,认识到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对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其次,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催生了“三个代表”。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在南方的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第380页)这是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政治嘱托。针对这一嘱托,江泽民在这些年的实践中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在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确定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反腐倡廉和“三讲”教育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经验。“三个代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邓小平的政治嘱托和上述根本问题做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回答。

再次,“三个代表”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密切相关。邓小平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制定了一条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质上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要解决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两个关联度极高的问题。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好了,党就能站稳脚跟;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解决好了,社会主义才能长治久安。可以说,“三个代表”的理论生长点就是邓小平理论。

(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思维视角启迪了“三个代表”;

1、“三个代表”禀承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时代特点的新视角。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三个代表”继承了“三个有利于”与时俱进的实践唯物主义品格,在关键时刻及时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寻求新的突破和转折的关键时期。当时由于受种种“左”的观念的束缚,几乎每一项大的改革开放政策或建设举措的推出,都会引出姓“资”姓“社”的争论。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用什么标准判断和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这些问题对我们事业的顺利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有效地消除了人们的种种困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

“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则是在世纪之交,人们对党的性质的理解及党的自身建设遇到前所未有挑战的关键时刻提出来的。进入90年代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已由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愈益显现,政治多极化趋势业已形成,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国家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严重的政治价值观念的分歧和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从未停止过;多元文化方兴未艾,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碰撞,对人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崛起,正深刻地影响乃至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何积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依托现代科学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确保党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江泽民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既为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一样,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显示了党的事业在实践发展中的连续性。

2、“三个代表”禀承了“三个有利于”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把握上,科学地强调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从而使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联结性。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使其适应自己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一定的生产力,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前提,而且是当前生产实践及其所决定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2](第532页)。同时,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终决定力量。

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邓小平总揽全局,突出重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面对21世纪,江泽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敏锐地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总特点,提出了我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以此作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与“三个有利于”观察问题的视角的一致性,阐述的重要内容的相互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对我们在新世纪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三个代表”在价值取向上也和“三个有利于”具有一致性。“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都把关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鲜明地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2](第262页)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使我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最终标准,从而使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三个有利于”中,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也是这一标准客观性的保证;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观的生动体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根本目的。同样,在“三个代表”中,我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最终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三)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思想孕育了“三个代表”

邓小平纵观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地位的历史性变化后,于80年代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并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而且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邓小平的科学论断,再次强调“科学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把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落在实处。

在“三个代表”中,江泽民强化了先进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先进生产力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或社会共同体中的相对发达并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即高素质的劳动者充分利用高科技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在高水平的生产管理下,对日益扩大了来源和种类、提高了复杂程度的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和改造,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生产力。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先进生产力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重视高新技术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先进生产力就是现代高科技。因为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不但自身体现为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作用于其他诸因素。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经济生活中,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大大提升。在许多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由本世纪初的5%-20%上升到现在的80%以上。面对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高科技并使其产业化,是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捷径。可以说,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

从邓小平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断到江泽民在“三个代表”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他们都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为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作为根本目标,顺应新技术革命和高科技发展的潮流。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远保持先进性,才不会被历史淘汰。从邓小平的“中国应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到江泽民的“科教兴国战略”,都体现了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四)邓小平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为“三个代表”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指导

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第28页)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只有从两个文明建设的统一上来考虑问题,才能形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整纲领,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全面发展。江泽民在“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质上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作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不可偏废。一方面,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物质文明所提供的现实条件,为适应物质文明发展的特点需要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是在精神文明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这一年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第154页)从而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江泽民以邓小平理论的思维范式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两手抓”的思想,提出了“全面发展”、“共同进步”的“一起抓”的重要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生产力,既要见物,又要见人,其本身就包含着创建先进文化的内容;而不断的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由党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更快、更好的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正如江泽民指出的,“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3]。江泽民从文化、精神文明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视角发展了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先进文化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来增强综合国力。先进文化以其价值理性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条件和正确的价值指向。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导向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保证、制度保证和精神动力。它不但以思想理论形态和舆论导向方式给予经济建设和物质生产以思维引导,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而且还以管理科学形态指导着经济政策和规划的决策和实施。

其次,他看到了先进文化以科技生产力、教育生产力方式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不仅以产业化形式直接增强综合国力,创造物质财富,以智能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提高经济活动的科技含量,而且通过对象化于生产力各要素中,有力促进经济活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教育事业以其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和造就“四有”新人的特殊功能为增强综合国力提供全方位的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国力的可持续增长是以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为决定因素和先决条件的。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创新能力的无限发挥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教育生产力对人的素质和潜能提供提升力,对人的创造才能提供激发力,因而它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创造才能来促进综合国力。

再次,他同样看到了先进文化为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营造优化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是通过人和社会的作用机理来影响综合国力。从文化环境对人的作用来看,文化环境通过自身的结构因素对主体的人格塑造和素质建设起着特殊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文化环境对社会的作用来看,文化环境一方面通过正面主导性价值观的引导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通过协调人际关系和整合不同利益阶层来维护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的思想不仅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理论,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不仅其思想内容是21世纪我们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而且其思想方法对于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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